全球观察丨东亚各国的人口危机：年轻世代为何不愿生育

9月2日，在韩国国会的人事任命听证会上，韩国国会男议员郑甲润当众斥责一位50岁的未婚女经济学家不生育，称其“未能尽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引起韩国社会各界的谴责。

在舆论谴责的背后，韩国持续降低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了韩国政府的心头大患。在《2018年出生统计》中，韩国统计局指出，韩国人口将在2028年后不断减少；到本世纪末，韩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至目前的一半。

韩国2018年的生育率降至世界各国最低的0.98人，远低于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要的2.1人。在2019年的上半年，韩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58524名，同比下降7.7%；今年第二季度，生育率已经降至0.91。韩国成为了全球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牛津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说，韩国将会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

此外，韩国还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2018年，韩国有25万对夫妇登记结婚，同时有10万对夫妇登记离婚，离婚率超过40%。在这里面，其中有许多人是结婚20年以上离婚的。在2015年的统计数字里，就有29.9%共同生活超过20年的韩国夫妇选择了离婚。

与高离婚率并行的，还有高不婚率。韩国统计局2018年调查显示，有高达六成的20~29岁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人在一生中是应该结婚的，低于男性的62.9%。在结婚的人群中，韩国人的初婚年龄也越来越晚，2018年，韩国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33.2岁，女性初婚年龄为30.4岁。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剧了韩国的少子化进程。

低生育率陷阱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尤其在东亚。日本也是典型的“低欲望社会”。日本2018年的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自然减少了44.4万人，而人口自然减少的数字已经连续11年都在增加。预计到2035至2045年，每年减少人口将在100万以上。

1947年，日本的生育率曾高达4.54。而到了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57，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日本的生育率，在2005年曾创下1.26的最低纪录。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自2016年后，日本的生育率就开始持续下降。

日本人口数量的预测

中国的生育率也在2018年创下了新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8年中国新增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出生率创历史最低，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创新高，占总人口的17.9%。

其中，16到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了首次下降，占总人口比重的64.3%。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中国的二孩政策表现并不及预期，在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之后，2016年出生人口曾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接下来便出现连续下降。

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9年1月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为什么东亚社会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形成低生育率社会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低生育陷阱？世界各国政府为鼓励生孩子都做出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给出过一个相对完备的解答，他们认为，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与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冲突；育儿的基础设施相对有限；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这些都是东亚地区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原因。

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东亚地区的低生育率社会有一共同特色：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对女性在家庭内角色有着一个定位。这恰恰与社会现代化发生了冲突。作家维舟认为，由于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成就自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这带来了矛盾的后果，女性得在选择“相夫教子”还是选择工作上进行权衡。而“相夫教子”、家务全包、孝顺婆婆，以及一系列强加给女性外在的标准，都是许多东亚女性在考虑结婚生育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去年，一本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轰动韩国，卖出数百万本。这本书的主角金智英，因她是个女孩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重男轻女的奶奶、遇到性骚扰、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生了孩子后被迫成了家庭主妇、丈夫把孩子完全丢给老婆、自己为陪公婆反而难陪自己的父母……这本书引发了韩国女性读者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共鸣，她们从金智英身上看到了自己。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著，尹嘉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当下韩国三十岁左右的都市女性，正处在婚恋、职场、家庭等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金智英的故事尤其敏感。她们集体吐槽韩国女性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许多韩国女性并不愿意成为金智英，因此，她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从而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的生活。许多韩国媒体将这种行为形容为女性的“生育罢工”，是对传统父权制的示威抗议。

一般来说，女性劳动参与度越高，生育率似乎就会越低。但学术界在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与生育率长期存在的负相关关系，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逆转。在女性劳动参与度较高、男女更加平等的北欧国家，生育率可以接近2.1的可更替水平，但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南欧国家则陷入“低生育陷阱”的泥潭里。因为在这些国家，传统家庭的观念还较强，有工作的母亲往往难以有时间照顾孩子，而他们的政府也在这方面作为不大。

住房问题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在网上，我们经常会听闻“房价高，养不起孩子”的抱怨。高房价和生育率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准确地来说，与生育率存在着直接关系的应该是居住面积。

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研究显示，在一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居民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住在更宽敞的独立房屋的住户。1978年，爱荷华大学在对美国威斯康星州城市居民的研究中得出了更精细的结论：生育率和住宅性质无关，但和房间数有关。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贡纳尔·默达尔和阿尔瓦·米达尔

除了从制度法规到文化和社会结构上保护女性权益之外，减轻教育竞争和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增加阶层流动性、解决住房问题也是提高生育率的解决之道。不过，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其势必涉及土地供应、财政制度、城市规划、教育资源分配、产业结构和升级、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等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能独立成篇，又互相牵连。这使得东亚地区的低生育问题更加复杂。

东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导致了东亚地区极为激烈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也传导到孩子的教育竞争当中。这是东亚地区低生育率与别的地区不太一样的原因，也是解决东亚地区低生育率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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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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